对陶渊明归隐的看法

陶渊明隐居，过起潇洒的避世生活，可以说是他明哲保身，远离世俗感染的好方法。但个人认为，这也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虽然当时东晋朝廷腐败，但身为堂堂七尺男儿，就更应激流勇进，面对困难永不言弃，这也符合古代墨家的侠义精神。

入世，就要经历世俗的磨砺，才能更好的把我人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陶渊明的隐居，是一种逃避责任的体现，违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思想。

田园归隐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

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

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归隐应当有多重因素起作用，而其中最小的就是消极避世。这个因素甚至比不上避难。梁启超先生就曾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指出：

渊明是极热血的人，若把他看成冷面厌世一派，那就大错特错了。

陶渊明曾祖陶侃有从龙之功，都八州官司马，煊赫一时，父祖也都曾入仕，算得上官宦之家（虽然没落了）。陶对其先祖是很敬佩的，这一点在他早期乃至于中期诗文中都可窥见。此外，其也在外祖父家里受到了儒学熏陶，亦曾发出渴望伯乐的呼喊（参见《停云》）。早期陶渊明受家世和儒学影响有一股入世的侠气。

但也要看到，儒学在两晋算不上显学。佛、道乃至于玄学的影响都比儒学大。从陶渊明少年在江州，思想必定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观察陶渊明诗文，结合当时的历史，可以推知陶渊明的思想中，有混杂着佛儒道玄的影子。其中佛较少，儒学、玄学在前期最明显，后期道则慢慢占了上风。

再者陶渊明性情使然。他应当是个崇尚自由的人，这一点在他第一次入仕经历和前中后期诗文中均可明显体现。他并非天生有出世心，只是其个性本身就不那么适合官场。

再看他三进三出（主要指前面几次，后面相对不重要的原因下文也会说）的经历。第一次是尝试，“不堪吏职”，第二次是正儿八经入桓玄幕，两年，努力做了却不理想，丁忧去职。这次陶渊明大概是不甘心的，他在桓玄那做的并不理想，而桓玄的所为可能与他想象的也去之甚远，乃至于他诗文中的归隐意味越发明显了。但丁忧后，其田园生活过得也不好（参见其给从弟敬远的诗词），明显对仕途有憾，对田园则自嘲更多。第三次则是出任刘裕（此处存疑，个人采信朱自清先生的考证）参军，迅速致仕。

这次经历本身不顺畅；再考虑到他的政治背景（陶渊明曾言其外祖与桓的关系，而桓刘为敌，且其第二次离职后在桓玄称帝、桓刘之争的一系列事件中仍有表明出偏向桓玄），被征召时（对他这次不是主动去的）他心里也一定不平静。我猜，任职刘裕那甚至有一定的无奈和作戏的成分。即使一开始没有政治考量，刘裕后来对非嫡系的杀戮也会让陶渊明有了。于是辞职。再后面两次相对而言就是很小的两次事件了，彭泽令那次更是自己明说了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足以为酒”，《建威参军》诗和五斗米事件都体现了他彻底消了为官从政的想法。这时候的陶渊明已经确定会归隐了。

纵观这些经历，其心理上，则应当经历了试探、失望（第一次）—希望、怀疑（第二次）—主动变被动、再次失望、坚定归隐（第三次）—愈发坚定、彻底失望（第三次后）的过程。

总的来说，陶渊明的归隐不是因为其本身的“出世思想”，他其实是偏向于入世的人。归隐，是其自由个性、混合思想、曲折经历和政治考量共同导致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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