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绘乐舞杂技俑有什么特点？

1969年春，山东省和济南市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在济南市北郊无影山的南坡发掘了一处西汉墓地，进行勘探、清理了14座汉代土坑墓。这些墓全埋在沙砾层中，都是土坑竖穴墓，七座有二层台，两座二层台的两壁有砖墙。其中，一墓墓底长3.76米，宽1.65米，前端两侧有砖砌八字墙，其间放置随葬陶器，器物陈列位置平面呈倒凸字形。杂技俑群放在墓主人左近，稍前为陶车马，最前两侧，右边为盘，匜各一件，左边的陶鸠两只，陶鸠一只负壶，一只载鼎载人。在这些出土的器物中，杂技陶俑群、负壶陶鸠、载人载鼎陶鸠和陶车马最具特色。

陶乐舞杂技俑群是最重要的发现。共有陶俑21个，固定塑造在一个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方形陶盘上。

陶盘中间，有7人分成两组进行乐舞、杂技表演。左边两人，皆是青年女子，面颊施朱，长髻垂于背后，身着修长花衣，一红一白，有赭色衣带绕于身间，她们挥动长袖，相向而舞。

右边4人，都是青年男子，头戴尖顶赭色小帽，身穿紧身没膝短衣，腰束白带。前面两人双手着地，相对作倒立表演。

据文献载，杂技的内容主要包括倒立、柔术、跳丸剑、耍坛、扛鼎、顶杆、走绳等。倒立的另一种说法叫倒植，有据地倒立，也有在樽、鼓、高竿、戏车、马背、叠案上倒立的，其中在叠案上倒立又称“安息五案”。可见“安息五案”可能是受到了西方表演艺术的影响。例如，四川汉画像砖上的挪倒叠案技就是“安息五案”的形式。沂南汉墓百戏图的戏车和绳技，则是在戏车和绳索上倒立。无影山杂技俑两个男子也呈倒立状，表现的正是据地形式的倒立。

后面两人，在做柔术表演：一人仰身后翻，作翻筋斗状；另一人伏地，昂首团身，双腿由身后前屈，双足落于两肩，两手握住足、胫，头足相接。

这种演技都需要腰部和腿部的柔软功夫。陶俑表演者屈伸自如富有弹性感的肢体和非常从容的神态，表明他们技术非常娴熟，向后反腰的动作形式，表明动作正在进行，另一人的柔术表演，技术更高，难度更大，表现的应是“叼花”的动作。

在两组表演者的前面，一人身着宽大的长袖红裙，腰系白带，头稍后仰，双臂向两侧张开，身体可以转动，此人可能是整个乐舞戏的指挥者。

陶盘后侧为伴奏乐队，一列7人，左起两人为女子，长髻垂于背后，长跪吹笙。其余5人是男性。紧靠吹笙的乐工，发束成环形，高起于头顶，在鼓瑟。其左首一人在击扁形小鼓。再往右依次为敲钟、击磐、击建鼓者。钟鼓为打击乐，笙瑟是管弦乐，皆为我国古代的主要乐器。杂技与乐舞不分，成为当时文化的主导。舞蹈表演者有男有女，他们的地位都非常低，有的甚至是奴隶。舞蹈形式有盘鼓舞、建鼓舞、巾舞等。伴奏的乐队一般人数较多。乐器包括建鼓、节鼓、编钟、编磬、排箫、钲、埙、圩、瑟等多种。例如，沂南一古墓有一幅乐舞百戏图，画面内容丰富，声势浩大，仅伴奏乐队就有23人，使用的乐器有十多种，舞者正随着音乐表演汉代最流行的盘鼓舞。无影山舞蹈陶俑，是两个女性，身材窈窕，头上无任何饰物，手中无舞具，仅身着文采舞衣，伸展广袖，相对而舞。这种双人长袖舞蹈的形式一直是我国民族传统舞蹈的一个显著特点。乐舞杂技的伴奏乐器，有钟、鼓、笙、瑟之类，和战国青铜器上宴乐图像所见乐器是一致的，都是我国古代常见的乐器，《诗经》上也有“钟鼓乐之”，“琴瑟击鼓，以御回祖”，“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记载。

在陶俑的两边，左右两侧是观赏者七人，皆长衣广袖，袖手而立，其中右侧三人，宽衣博服，戴冕形冠，面前置有两个陶壶，应是观赏乐舞的贵族。按古礼，凡贵族宴饮必置两壶以盛酒。这也证明这组陶俑表现的是正是宴饮百戏的形式。《仪礼》中关于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仪、燕礼等活动，都有置两壶的记载。出土和传世战国青铜器刻纹图像上所见宴饮场面，与文献所载相合。从三人冠服及面前置有壶类酒器，他们当为举行宴会、观赏乐舞的贵族。俑盘左侧四人，头发束成环状，高耸于顶上，也做观赏状。

从题材和内容上看，无影山乐舞杂技俑群表现的应属汉代百戏的范畴。百戏，是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由于它实际上是以杂技为主的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串演，所以后人习惯把百戏看成是今天杂技的前身。

百戏属于杂舞的范畴，其内容异常丰富，包括角力、竞技、驯兽、幻术等等；与周秦以来以诗舞乐三位一体的“雅乐舞”有明显的不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认为，杂舞“始皆出自方俗，后浸陈于殿庭”。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自汉以后，乐舞寝盛，故有雅典，有杂舞。雅舞用之郊庙朝飨，杂舞用之宴会”。但不论何种观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杂技始源于民间，后来才进入宫廷，成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

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杂技娱人的技艺表演，如《列子·说符》中就记载了“跳丸剑”表演；《庄子·徐无鬼》，谈到楚国勇士宜僚善弄丸；《国语·晋语》谈到“扶卢”技，即缘竿之戏。战国时，各国的统治阶级让倡优歌舞助兴，已成为一种时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仅把各国诸侯的钟鼓搬到咸阳宫中，而且把六国诸侯宫廷中善于歌舞的艺人也集中于咸阳，演出“角抵俳优之戏”。以至咸阳“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史记·李斯列传》还记述了秦二世曾经在甘泉宫看角抵戏（即摔跤）的情形。

统治阶级如此大规模地将民间技艺集中于京师，并作为宫廷娱乐的一部分，极大地刺激了各种技艺的发展。正是这种刺激，到西汉武帝时期百戏开始兴盛起来。武帝承秦制，专门设立了乐府统管宫廷宴飨时演出的倡优伎乐的机构。汉乐府曾对民间音乐进行收集、整理和改编，以供统治者享乐之用。同时经过文景之治，汉代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大大增强，这为百戏的盛行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时，宴饮百戏已经成为文化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汉书·武帝纪》中提到，“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自此，每年都要举行这项活动，这种年年增添内容的杂技表演大会，持续达64年之久，直到汉元帝初元五年才罢止。富家“钟鼓五乐”，“歌儿数曹”，“戏倡舞像”，已非常普遍，就是一般人家里有客，也得有此项内容。更有人连办丧事也要“责办歌舞排优，连笑技戏”。

同时，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域各国使节也带来了西域的幻术与方物。汉武帝时，安息曾“发使随汉使来观汉之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西域杂技、幻术的东来，大大丰富了中原百戏的内容，并与传统的技艺相结合，使汉代百戏的表演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百戏始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代，在两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西汉之前主要在宫廷表演，东汉在民间广为流传。关于百戏，《汉书》和张衡《西京赋》都有记载，汉代壁画、篆刻、石刻画像也都有实物材料可证。百戏演出的规模、节目、形式都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当时，并没有“汉代百戏”的叫法，而是多半沿袭秦的称法，叫作“角抵”，如“角抵戏”、“角抵奇戏”、“角抵诸戏”、“角抵百戏”等。到了东汉之后，将上述不同艺术表演形式统称为“汉代百戏”。

无影山发现的这件乐舞杂技陶俑，就是以杂技为中心，音乐、舞蹈都具备的基本完整的汉代百戏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前，很少发现西汉早期百戏的完整形象。因此，济南无影山西汉早期杂技涌的发现，显得十分珍贵。

彩绘负壶陶鸠为泥质灰陶，通高52.9厘米，宽43.5厘米。鸠鸟形体肥硕，双目圆睁，上嘴钩曲，引颈高仰。胸部绘赭色鳞状羽纹，两翼平展，双腿粗壮有力。足三爪有距。立于方形平座之上。在陶鸠展开的两翼上各载一壶，形制相同。壶盘口、高长颈、圆鼓腹、高圈足，壶盖饰三个鸟头形的扁钮，颈部有一周朱绘长锯齿纹，腹部有朱绘彩纹带。

彩绘载人载鼎陶鸠也为泥质灰陶，通高53.5厘米，宽45厘米，鸠鸟引颈高仰，短喙，扁腹，双腿粗壮有力，鸠体白色，颈与胸部墨绘鳞片状羽纹，双翼平展，长尾稍上翘，两足踏于方形底座之上。鸠背上立有三人，一人着赭色衣，双手撑国盖伞；其他二人，均着朱色宽衣博服，头饰环形高髻，袖手对立于伞盖下。在展开的两翼上各载一鼎，形制相同，都带有菌状捉手的弧形盖。方耳，浅腹，鼎腹各绘心形朱纹，鼎足作人形。

陶车马朱逢朱轮，有马五匹，两红三白，都长身短尾。

另外13座墓，共出土陶罐、陶壶等9件，铜带钩和无郭铜半两钱各两枚，骨环一枚。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来看，应是同一时期的墓葬。其中，一墓出有西汉文帝半两钱，可以初步推测这批墓葬的年代大约在西汉前半期。

无影山这组西汉彩绘乐舞杂技陶俑群，展现了两千多年前西汉前期百戏表演的完整场面，是西汉小型雕塑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无影山杂技陶俑的演出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我国西汉时代百戏杂技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秦汉陶器

南皮城墙上。

经查询仙国志游戏官网得知，仙国志第四章龙纹壶在南皮左上城墙中间(坐标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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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秦汉时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还有少量的黑陶和红陶。一般采用泥条盘筑法轮制而成，器型园正规整。有的泥料很精细，有的则掺有细砂，由于陶土中氧化铁含量和烧成气氛的差异，颜色也就不同。以质地来分有硬陶和软陶。硬质陶为生活用具，软陶往往涂朱绘彩，装饰繁缛，为殉葬用的明器。

中文名

秦汉陶器

原料

泥质灰陶为主

作用

生活用具以及殉葬用明器

年代

秦汉时期

制作方法

泥条盘筑法轮制而成

秦代陶器以关中秦故地的陶器为代表，典型器物有茧形壶

兵马俑

、盆、鬲、釜、盂、豆、罐、瓮、仓等。许多器皿有独自的特点，如茧形壶，又习称鸭蛋壶，腹部向两侧横延，酷似蚕茧，又似鸭蛋，因以得名；窖底盆，在秦都咸阳宫殿遗址中出土，口和底均似椭圆形，口缘外卷，腹部略向外突，厚实坚硬，出土时数节相套，口径1 米，高60厘米。底径50厘米，可能为贮粮之用；陶仓，为明器，战国时秦墓中就有发现，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陶仓器身较矮，上有模拟平顶斜坡式的圆形屋顶，仓身正面中间开有一个扁方形门洞。秦代陶器质地细腻，颜色多为浅灰色，原料经过良好加工。一般用泥条盘筑法成型，也有的用陶轮成型，弦纹装饰在陶轮成型过程中作出。

汉代陶器的工艺水平很高,造型优美,质地精良。品种、装饰则因地区不同而不同。陕西关中地区常见的日用陶器有豆、 盆、筒杯、勺、盘、缸、甑、 釜、小壶、扁壶、茧形壶、钵、罐、钟、碗等。明器包括礼器鼎和模型明器仓、陶囤以及各种动物形象。纹饰多为变形回纹、三角纹和窝纹。陕西潼关以东地区人们的日常用陶，以灰陶为主，有罐、 壶、碗、勺、筒杯、 瓮、盒、洗、甑、釜、杯、盘、尊等。在汉代流行起来的生活用具模型，如仓、 炉、 灶、井等。大都作为明器供随葬之用。盒、盘、案、杯等，逐渐成组出现，为适应人们厚葬之需也成为祭器。猪、羊、狗、鸡等家畜家禽及圈舍、住宅等明器模型也大量流行。装饰则有弦纹、刻划的三角纹、连环纹、栉齿纹和动物纹，还有绳纹、拍印纹、模印、浮雕、涂色和彩绘等。南方的长沙地区，制陶工艺自成体系，陶盒使用普遍，陶壶无盖，鼎的三足成矮胖的兽蹄形，其他实用器皿还有壶、罐、碗、钫、、盆、釜、甑、长方炉、博山炉等。特点是坚硬厚重。殉葬明器有灶、仓、井、屋、猪圈模型等。广东地区秦汉时属南海郡，常用陶器有瓮、双耳罐、提、四联罐和五联罐、瓿、小瓿、壶、匏壶、温壶、钫、 盒、敦、 小盒、三足盒、三足罐、三足瓿、四联盒、 碗、盆、 甑、釜、鼎、豆、三足格盒等。生活用具中灰白色的印纹硬陶占多数， 有的还戳上印记，多为容器，炊器只有釜、 鼎、甑 3种。造型特别的三足器、温壶、匏壶有着明显的地方特点。印纹硬陶很讲究装饰，单是几何图案就达70多种，此外还有弦纹、 陶纹、 镂孔、篦纹及文字记号等。明器上多施彩绘。四川云南等也有自己的制陶业，不少作品和中原地区相似，如圆底釜、侈口束颈、鼓腹的壶等。关中地区流行的茧形壶虽不生产，确有发现。舞蹈俑、说书俑、抚琴俑、听琴俑、侍立俑和各类家禽形象，生动优美，自然写实。

秦代陶器的品种繁多，大多仿自铜器的造型。最惹

兵马俑

人注目的是兵马俑，被誉为世界奇观。个个形体高大，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形象生动而传神。整个军阵严整统一，气势磅礴，充分展现秦始皇当年“奋击百万”、“战车千乘”统一中国的雄伟壮观情景。由于陶俑体型高大，制作时，首先考虑如何能使它稳固地站立起来，于是陶工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将腿部做成实心圆柱体，承受腿部以上躯体的重量，使之不易压塌；二是在俑的足下粘接一块足踏板，这样除了可以增加下部的重量，降低重心外，还可以使俑和地面的接触面增大，从而使陶捅的稳定性大大增加。秦兵马俑的烧成，是陶瓷工艺史上的空前壮举，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而且为研究秦代烧陶技术和雕塑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秦代兵马俑的发现，改变了人们认为伊特鲁里亚陶塑是世界上最大的陶塑这一看法。秦俑的制作无论在数量、规模及艺术风格上远远超过伊特鲁里亚陶塑。

兵马俑

1974年在陕西临潼县骊山脚下相继发现几个兵马俑坑，发掘出数以千计的陶俑。这些形体高大的陶人陶马以各种姿态组成一个雄伟的军阵。武士身着铠甲战袍，手持各种兵器，按照一定的队形，井然有序地排列，整个军阵威武雄壮、严整统一，展示出当年“北却匈奴，内平六国，带甲百万"，兵强马壮，斗志昂扬的秦国军队的雄姿。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兵马俑，每一个都经过人工仔细地修饰，体高1.8米的武士俑，面目神态各异，各具自己的性格特征。整个军阵庄严威武、严阵以待的共性，通过每个战士不同的个性表现出来。仔细观察，陶俑的某些细部如发丝、盔甲上的铁板乳钉、皮带扣子，甚至人俑鞋底上麻线的针脚都表现得清清楚楚。阵中的陶马，与真马形体相似，膘肥体壮，耳小眼大，口裂较深，剪鬃缚尾，前肢挺立，后肢似弓，给人以蓄势欲动、急不可耐的强烈印象。

兵马俑全部加以彩绘装饰，因埋于地下时间长久，颜色大部分脱落，个别的保存了部分彩绘颜色，有黑、红、蓝、白、粉红等。色彩既艳丽又合谐。从制作方法说，秦俑的制作，是将头、躯干、腿等分别以模制法制成后粘接在一起。人俑的上身呈空心状，内壁隐约可见到工匠的指纹，腿部被制成实心圆柱体，以承受整个躯干的重量。此外，某些人俑、马俑的足下粘接一块足踏板，使俑与地面的接触面增大，增强陶俑的稳定性。

总之，秦代兵马俑写实性很强，人物形象的塑造简洁明快，对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关键细节刻画入微，周密不苟，同时运用塑、捏、堆、刻、划等技法，将人物性格的造型特征，糅合于艺术形象之中。明快洗练，深沉雄大，这既是秦俑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陶塑艺术的风格。 除兵马俑外，在秦始皇陵附近还发现几件跪坐俑，眉骨高耸，双目俯视，双唇紧闭，腰身直立，表情温顺而微带惶恐。这可能是秦国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的一种心态反映。

汉代是陶瓷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汉代艺术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超过了以往。西汉的陶塑继承了秦代艺术风格，深沉雄大。西汉时较有特色的独立俑

彩绘双鸟怪兽陶壁壶 西汉

还有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彩绘指挥俑。这个俑像头扎围巾，下垂红色飘带，身穿红白相间的战袍，外披黑色甲衣，腰间系带，足蹬高筒靴。此俑以简洁、洗练的手法，鲜明的色彩，突出了指挥者的神气，十分动人。不过汉代最有特色的独立俑也许要数东汉时的说唱俑。四川成都出土的说唱俑，所塑的说书艺人眉飞色舞，五官舒展，上身袒露，鼓腹挺胸；左臂抱一鼓，右臂握棒指向前方；右足蜷曲，左足前伸。正如汉代傅毅《舞赋》中所说：“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 东汉陶俑则以四川陶俑最为典型，造型生动活泼，手法简洁洗炼，具有浓厚的生活与时代气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四川汉代陶俑多为泥质红陶，火候较低，胎较粗松。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秦汉简介，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

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度到1000度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汉代用泥土为坯胎、经入窑烧制的器物。主要是各种饮食器、贮藏器等容器，也包括其他生活用具，以及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因年代和地区的差异，器物的种类形态、制法、纹饰及烧成温度等都有所不同。大体上可分灰陶、硬陶、釉陶和青瓷 4大类。

灰陶是汉代最主要的陶系，已普及到全国各地。汉代灰陶容

彩绘陶奁 东汉

器是继承商周以来的传统而进一步发展，在制作技术上达到更高的水平。一般都呈青灰色，火候均匀，烧成温度约在摄氏1000度以上，质地坚实。凡属圆形的容器，其坯胎多系轮制，形状规整，表面较光滑。除了随着陶轮的旋转而刻划的少许平行的弦纹及一些局部几何形划纹和印纹以外，基本上是素面的。西汉前期，少数容器如瓮、罐之类，偶尔还带有一些不甚明显的绳纹；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则基本上绝迹。有些灰陶器绘有彩色的花纹，称“彩绘陶”，其花纹的陶器烧成后才绘描的，易于脱落。这种“彩绘陶”只发现于墓葬中，不见于居住址，可见是专为随葬而作的。有些灰陶器表面涂漆，是模仿当时的漆器。战国时代流行的陶豆在西汉前期还偶有所见，但不久即消失。战国后期开始出现的陶钫，盛行于西汉，东汉时已不见。战国末年出现的造型奇特的“鸭蛋形壶”，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西汉中期以后就极为少见。陶鼎和陶钟是汉代最常见的仿铜陶器，流行的时期甚长。其他容器如瓮、罐、盆、樽、盘、碗等，在整个汉代都大量存在，它们的形态随着年代的推移而演变。西汉前期少数带有绳纹的瓮、罐等尚有为圜底的,从西汉中期以后,除了三足器和圈足器以外，几乎所有的器物都为平底。还有一些日常用具如案、灯、熏炉及扑满之类秦汉简介，既非饮食器，亦非一般的贮藏器，为前代所少见或未见。

随着丧葬习俗的改变，汉代还盛行制作各种明器，种类甚多，数量很大，主要也属灰陶的系统。最初出现的是仓和灶，在秦代和西汉前期的墓中即有所见，但普遍流行则在西汉中期以后。其他如井、磨、猪圈、楼阁、碓房、农田和陂塘等模型，以及猪、羊、马、狗、鸡、鸭等动物偶像，自西汉中期以后，相继出现，到了东汉, 种类和数量均增多。在汉代，有大量各式各样的陶俑用于随葬。

流行于长江以南,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江苏南部等地区，用当地一种密度较大、粘性较强的粘土制成。与灰陶相比烧成温度更高，陶质更坚硬，故称硬陶。汉代的硬陶是继承华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的“几何印纹硬陶”的传统。一般圆形的容器，主要亦系轮制。器物表面往往拍印细密的方格纹，或刻划有波状纹、锯齿形纹，等等。器物的种类，多属瓮、罐、壶、盒、碗等容器。有些器物，如匏形壶、三足罐、四联罐或五联罐等，在形态上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色。

汉代制陶业的一项新发明，是浓厚

青釉瓷瓮东汉

的棕**和绿色的釉陶。烧成温度约为摄氏 800度左右，内胎呈砖红色。釉药中含有多量的氧化铅，故称“铅釉”；由于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所以也称“北方釉陶”。开始出现于西汉中期，先在陕西中部和河南流行，西汉后期,迅速普及到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东汉时，长江流域也有所见。棕**的釉陶出现较早，绿色的釉陶出现较晚，但东汉时后者大量流行，较前者更为普遍。器物种类有鼎、钟等仿铜容器，也有仓、灶、井、楼阁等模型及鸡、狗等动物偶象。由于陶质不坚，釉也易于脱落或变质，只存在于墓葬中而不见于居住址，可以认为是专供随葬用的。铅釉陶器在西汉中期突然出现，可能是由于汉通西域以后，受到西亚方面釉陶影响的关系。但也有人认为，虽然西亚的釉陶与汉代的铅釉陶同属低温烧成，但釉的成份不同，两者未必有关。南方各地的硬陶上有时有一层薄釉，或黄或绿，颜色都很浅，烧成温度甚高，是属于商周以来传统的青釉。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有一种附有双耳的陶瓶，胎壁呈紫褐色，甚坚硬，颈部和肩部施较厚的绿色釉，也属青釉系统。

东汉后期，首先是在浙江省绍兴、上虞一带，开始出现了青瓷器。釉呈淡青色，质地和火候等都符合瓷器的标准。器形主要是广口、扁圆腹、平底的四系罐。同样的四系罐在安徽省亳县东汉末年的曹氏墓中亦有多量的发现，釉色光亮，质地纯净，说明当时青瓷器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青瓷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重要创新。

汉代陶艺最高成就可以说是铅釉陶的生产。我国带釉陶器早在商周时期即有发现，但生产少。西汉宣帝以后，在关中、河南等地较多出现，东汉普及全国，数量大增，成为汉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陶器品种。这种釉陶器，胎体是陶，釉是以铜和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铅的氧化物作助熔剂的釉。铅釉陶烧成温度低，大多为 700℃，所以叫低温铅釉陶器。铅釉陶器的特点是：釉的熔融温度低，高温下粘度小，流动性较大可以比较均匀地覆盖在器物表面，冷却后的釉清澈透明，平整光滑，玻璃质较强，指数较高，光彩照人，有很高的装饰作用。由于烧成温度低，胎体不结实，釉中铅含量高，所以不大作食器，大多作装饰器和明器，汉代几乎全作明器，器形有：鼎、盒、壶、仓、灶、井、水碓、磨、楼阁、池塘等等。汉代铅陶的大量烧制成功，不仅是汉代陶器的一大成就和特点，开创我国低温釉陶大量生产之先河，而且对我国汉以后陶器生产影响深远，唐代的三彩陶，宋明的琉璃釉陶均从中发展而来。

两汉前后延续了近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正是在两汉期间中国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同时也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最终过渡。

从中国陶瓷发展史来说，两汉时期正值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过渡的时期，至两晋时，原始瓷已基本遭淘汰而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西周至汉早期制瓷业并无飞跃发展，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王公贵族风行使用精细的金银器或青铜制品，而一般劳苦大众则多用竹木器或陶器。到了汉代瓷业有很大的发展，当时东南一带窑场密布，陶车拉胚成型替代了泥条盘筑法，使瓷胚制做更加精细。釉料也有了大的改进，釉层明显加厚，光泽强，玻化好，胎釉结合紧密。经对浙江出土汉代瓷器标本的科学测试分析表明，当时瓷器胎体致密，透光性强，已呈完全烧结状态，显气孔及吸水率较原始瓷明显下降，抗弯曲强度已达710千克每平方厘米，接近或相当于现代瓷器的标准。现藏于浙江省上虞县文管所的一件东汉越窑青釉四系罐，直口、短颈、溜肩、鼓腹、平底，胎质灰白细腻，釉色青绿泽润，胎釉结合致密，已完全看不到任何原始青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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